以前每次看到靖康之難後，宋室南遷，面對北方的金人真是只有挨打的份!對照東晉，其實領地兩朝大致都以淮河南北為界，東晉前、中期時蜀地尚且都不在疆域內，但是每回看南宋對抗異族比起東晉就是差了那麼一大截，思前想後，大概有幾個原因:
1.東晉朝異族入侵最危急的時候莫過於淝水之戰前夕，僅有這個時期北方為前秦苻堅所一統，集中力量包括二十七萬鐵騎加上六十餘萬步卒合計近九十萬大軍南犯；而南宋最大的困境在於北方統一的金國，當然，這還得談到北宋徽宗時所鑄下的大錯:聯金滅遼，同時也讓崛起的女真人一併把西夏也滅了，造成強大而無法相互牽制的局勢。反觀東晉時期，北方基本上一直都不統一，力量分散，給了偏安朝廷更多運用戰略的機會。
2.能征善戰之將領，東晉實在比南宋強的多。南宋的名將幾乎都出在高宗南遷時候，這時包括文武全才的老將宗澤、李綱，年輕的韓世忠、岳飛、劉錡、張俊、吳玠、吳璘兄弟等人，加上河北、河中各地起義軍兵員不下百萬，人心民氣可用，算來機會最好，但是高宗趙構卻僅想偏安江南，繼續坐擁重兵、壓抑起義軍及武將北伐的契機。反觀東晉時期，名將呈現代有才人出的局面，從早期的謝安，到後來真正可以越發主導對抗北方胡人南下的桓溫和劉裕，尤其是劉裕，更是才兼二士的名將，手下慣戰良將如雲，如檀道濟、王鎮惡、沈田子、沈林子兄弟、朱齡石、朱超石兄弟、徐羨之、傅弘之、毛修之諸人等，無一不是能獨當一面的大將，文有劉穆之、劉敬宣等謀士，故迭能安內攘外，開創新局。
3.政局背景迥異，也是一大相異之處。東晉皇帝不比南宋高明，甚且更遜一籌，大權旁落於權臣，內亂頻仍，光是東晉初年王敦之亂和後期的桓玄之亂兩大禍事就幾乎動搖了東晉帝國帝基；但是一方面諸如王導、謝安、桓溫、劉裕都能掌握大權在手，至少對抗外族的力量不致分散。反觀南宋初年，高宗南渡之後不懲前瑟後，記取徽宗誤用蔡京、蔡攸父子及內侍童貫等的亡國教訓，竟然第一件事就是啟用被金人立為偽帝的張邦昌及汪伯彥、黃潛善一般奸臣，加上後來被金人吸收縱放的秦檜，高宗真還用人不疑的一下子起用為參知政事，朝野上下不論政局及戰事即可知難有起色了，令人唏噓。
4.西晉懷、愍二帝先後為匈奴劉聰、劉曜所擄，最後被害，少了包袱；而北宋徽、欽二帝被擄後卻被養于五國城頤養終老，給了高宗迎還二帝、我將何處的心病與包袱，只要一提及此，自然北伐志向銷聲匿跡，這正是岳飛最後遇害風波亭而韓世忠自解兵權的最根本理由。應該說，金人比起匈奴前漢要高竿許多，大概也是有前車之鑑吧!
每回讀到岳武穆揮軍北伐僅離汴京不足百里之地的朱仙鎮時，卻被秦檜的十二道金牌所阻，實是痛心呀!也許這天大的冤屈註定天不興宋，高宗夢醒罷黜秦檜後，禪位後又有史浩、湯思退相繼入相，國事可知；最後再由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前仆後繼來幫趙宋敲喪鐘，尤其史浩、史彌遠、史嵩之祖孫出了三代奸相，宋室何能不亡，悲哉!
而劉裕誓師北伐，克洛陽修謁五陵，破潼關、滅姚秦而收復長安，建立南朝宋開國基業，然當時北魏主拓拔嗣問于名相崔浩，浩對曰:
“裕能得秦，不能守秦，將來關中終為我有，何必目前勞兵？臣嘗私論近世將相，王猛佐秦，乃是苻堅的管仲，慕容恪輔燕，乃是慕容暐的霍光，劉裕相晉，乃是司馬德宗的曹操，彼欲立功震世，篡代晉室，豈肯長留關中嗎？”後果長安留守王鎮惡、沈田子互相攻伐敗亡，關中再為北魏所有，浩真乃料事如神呀。
歷史留下的終歸付諸一歎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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